从内史研究向外史研究转换，全面地认识中国古代天学的性质和文化、政治功能；从中外天文学交流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古代天文学史，正是《天学外史》所重点论述的“外史”的两个方面。
“二化斋”是我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阶段的导师江晓原教授的书斋名———导师现在习称为“老板”。我问过“二化斋”名称的来历，依稀记得老板说是“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的意思。老板当时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负责一个天文学史小组的研究工作，而我是这个小组招收的第一位研究生。
我研究生阶段的专业课都是在老板的书斋里听受的。记得第一次到“二化斋”时，我惊讶于里面竟然有这么多书，而且几乎没有一本跟老板出身的专业——天体物理学有关的。在南京大学天文学系念本科时，我或许由于性格的原因——不喜随众甚至有点逆反心理，在同学纷纷为考“托福”而日夜苦读英语时，我常常泡在文科阅览室里翻古书，所以文史类的书也稍有涉猎。但在“二化斋”里我却见到了许多未曾见到过的好书——说老实话，当时还不知道这些书好在哪里。
在这样的环境里听课自然是很惬意的。上课的时间是每次一个下午，往往不知不觉间天就黑了。上课的形式也不拘一格，相关的内容事先布置我看过了，所以主要是问、答、讨论等等，如遇某事需要求证的，老板就让我自己满书架去找书，这算是课堂上的一点体力劳动吧。上课的内容更出乎我的意料，一门课开始前，老板让我自己列出想看的与这门课有关的书籍，然后他在我的“欲读书目”上作些增删。记得第一堂课上，老板从书架上抽出一本陈寅恪的《寒柳堂集》，要我读了其中的一篇《莲花色尼出家因缘跋》，然后体会陈老的为文之法：论证的思路、史料的运用、说理的技巧等等。对当时初入门的我来说，能领会其中二、三成就很不错了。事实上直到现在我还不敢说已经领会透彻。但有一点，从一走进“二化斋”我就体会到的，要做好学问，仅仅看几本专业书是远远不够的。
算来受教于“二化斋”的时间也有10个年头了。当年阿难长侍佛祖左右，朝夕闻道，佛涅?后口诵三藏，使佛教光大于天下。而我资质愚鲁，当然不敢自比于阿难。幸亏老板自己常有著述问世，不至于使吾道“式微”。前几年出版了老板的《天学真原》（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已经获得多方好评，这次他的《天学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对《天学真原》所关注的问题在深度和广度上又推进一层。
书名《天学外史》，其中“天学”一词在《天学真原》中已经有了详细的辨析，用它来指称中国古代关于天的学问是为了避免与现在天文学一词相混淆。所以《天学外史》一书的论述重点在一个“外’字。
《天学外史》第一章“绪论”中指出，研究中国古代天文学史的传统方法是运用现代天文学原理和方法，来考证、验算及阐释中国古代的天文学成就。这样的研究方法当然是不可缺少的，要了解某部古代历法是如何推算天体的运行的，就必须深入到这部历法的参数以及描述各个参数之间关系的算式中去。在初入“二化斋”受教的开始三年，我听到的谆谆教诲就是“要练好内功”。但是光有这样的传统研究方法是不够的，就好象我们要了解一个人，只掌握了他的性别、年龄、身高、体重、血压、心率甚至DNA遗传信息，还都是不够的。要全面了解一个人，势必还要知道他的职业、职务、家庭、社会地位、社交背景等等。研究中国古代天文学史的情形也是如此。“古代中国什么人需要天学？”“古代中国什么人从事天学？”“天学在中国古代处在什么样地位？”“天学在中国古代具有什么样的政治、文化功能？”等等，只有全面了解了这些问题的答案，才能算对中国古代天学有了一个全面了解。《天学外史》将上述这种研究趣向的变换称做从内史研究向外史研究的转换。而这绝非研究对象的简单扩展，而是思路和视角的重大转换。外史的研究方法自觉地把科学史看成是人类文明史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思路的拓展和视角的转换，同一个对象被放在不同的背景中，所呈现出来的情状和意义就大大不同了。
《天学外史》另一个侧重“外”的方面，就是用了全书将近一半的篇幅论述了中国古代天文学的中外交流。书中说“如果允许稍微作一点夸张，我们可以说，一部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史，同时也正是一部中外天文学交流史”。随着近来的在这个方向上研究的深入，一些问题也在得到进一步澄清。粗线条地来看，域外天文学传入中国有三个高潮：（1）六朝隋唐时期，一种混合了印度、巴比伦和古希腊天文学的混合天文学伴随佛教传入中国；（2）元代到明初，西方天文学以伊斯兰天文学为中介传入中国；（3）明代末年，西方天文学被耶酥会士作为传播基督教的辅助工具，直接传入中国。诸如“以上这些传入的域外天文学对中国本土天文学的影响如何？”这类问题，我相信读者可以在《天学外史》中寻找答案，或者至少获得解答这些问题的线索。
从内史研究向外史研究转换，全面地认识中国古代天学的性质和文化、政治功能；从中外天文学交流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古代天文学史，正是《天学外史》所重点论述的“外史”的两个方面。但这两个方面的论述无一不触动一些人敏感的神经。对中国古代天学的性质和文化、政治功能的深入讨论，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古代的天学不是现在我们所说的天文学。这样的结论似乎正支持了一些人持有的“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的观点，而伤了另一些人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热情。而从中外交流的角度来看中国古代天文学，似乎又让人觉得中国古代的天文学这也来自外国，那也来自外国。这同样伤了另一些人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热情。
但是那些强调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的人士，在这里似乎陷入了一个误区，缺少了一种气度。现代科学来自西方，这一点就是再强调民族自尊心，再讲爱国主义的人也都承认的。但是现代科学就好到这种程度，一定需要让我们的祖先也沾沾它的光？就好象一旦登基做了皇帝，要给祖宗十八代都戴上个什么什么皇的帽子。其实我们大可不必替古人妄自菲薄，我们的祖先用他们自己的方法认识自然，与自然和睦相处，不也是给我们留下了灿烂的文明了吗？有机的整体的认知方法和西方分析的实验的认知方法，孰优孰劣，恐怕是不能一概而论的，需要在不同的条件下讨论这个问题。所以完全不必让我们的祖先也“学会”西方自然科学的方法。
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分离越来越远，有识之士已经开始为此担忧。而《天学外史》的写作可以说是为拉近文、理两个学科距离的又一次尝试，也是在为建立沟通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桥梁添加基石。而做这一件事情，对作者的知识结构和学术素养有很高的要求。行文到此，我忽然想到“二化斋”的另一个解读法：理科学者要文科化，文科学者要理科化。要做到这一点有没有便捷的途径呢？我想是有的，那就是接受科学史的学习和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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